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命运，有一条微博这么说：五六十年代的老板分为被抄家的和即将被抄家的，七八十年代的老板分为入狱的和即将入狱的，九十年代的老板分为入党的和即将入党的，新时代的老板分为移民的和即将移民的。另一条微博：朋友从国外回来，问这六年国内取得了哪些成就？众人答曰：改革倒退了，国进民退了，政府更有权力了，腐败更严重了，传媒管制更严厉了，人民更心力交瘁了。朋友说：哇塞，成就不小啊！；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纵观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无论哪朝哪党，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一致贯穿着一种死亡逻辑，那就是市场绞杀的死亡逻辑，更是制度颠覆和体制磨擦造成的死亡逻辑。现在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这一代民营企业有无机遇，或者有无能力穿越这一死亡逻辑。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法制相对健全，社会政治制度也持续稳定，这时，企业经营者的最大威胁是市场竞争中隐含的死亡定律。这其中或者是技术革命突然召唤出的替代者，或者是供求关系突然变化造成的销售及资金断链，抑或是管理者自身的个人缺陷造成公司内组织的涣散、失败和崩溃，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行业特定的发展规律和死亡逻辑。以当下国人最关注的房地产来说，销售类物业，特别是住宅开发，市场竞争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死亡逻辑。

举例来说，当一个地区从人均GDP3000美元向8000美元跃升时，通常是城市化和住宅需求最旺盛、也是低价和房价不断攀升的时期，这时如果等房地产公司用一亿买一百亩地，三年赚5000万人民币就是不错的业绩，第四年初他手里会有1.5亿。假定每年地价、房价平均涨10－15％，这时如果再买地，却只能买50亩；再过三年，他赚了一个亿，算是不错的业绩，第七年头上，他手上有两亿现金，若再买地，地价已大幅上涨，在同等地段这时只能买25亩，又过三年，到第九年，所有投资加利润才有可能回来，但别忘了，如此往复的生意，跨了九年，市场供求关系和政策变化是难免的，企业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很有可能没等到第九个年头，资金链就断了，中道崩殂了。事实上，这种销售类的房地产，有三个内在的黄金比例在暗中规定着它的生死分界，决定了它能否穿越九年、十年乃至更远的生命周期，具体说就是销售额是净资产的2－3倍，净负债率不高于50％，和净现金流为正数。一旦公司经营指标、特别是后两个指标恶化，公司随时面临财务崩溃，这时只要市场波动、政策改变，公司就会立即呜呼哀哉。我曾认真比照过100多家销售类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并将其放在过去十年的市场供求的环境加以验证，充分显示上述“黄金比例”就是竞争性市场住宅类公司在死亡逻辑中的生死分界。

问题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面对的不是单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在中国一向把市场当下级和实现领导意志的工具，总习惯用常委会和办公会决定市场和价格，这时，企业在市场上的生存竞争更形危险，市场逆转更难预料，处理危机的手段也更捉襟见肘。比如政府不断通过行政手段将土地垄断、价格推高，可当你高价竞得土地后，它又用另一只手（同样是行政手段）将价格压低，把客户赶走（限价、限购），表面上供求关系变了，企业资金链断是长期被无视其独立主体地位的直接结果。

这不禁让人想起100年前胡雪岩的悲惨结局。胡雪岩实在囤丝大战中一败涂地的。19世纪80年代初，江南生丝产量约9000万两，60％出口到国际市场，在欧洲市场上最为著名的生丝品牌就是湖丝，号称“软黄金”。但长期以来，生丝的对外贸易却被上海滩的外国洋行所把持。1882年，胡雪岩试图冲破这种垄断，发起了生丝大战，1883年，当法国军舰出现在上海吴淞口时，动荡的时局让丝价看跌。这时胡雪岩从汇丰银行借得650万两银子，定下七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982年，他又向汇丰借了400万两，两笔借款都以各省协饷做担保，但其中80万两正赶上还期，虽然是朝廷所借，但经办人是胡雪岩，往年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但这次，上海道台邵友濂听从了被李鸿章授意的盛宣怀，缓发了20万。无奈，胡雪岩只好从自己阜康钱庄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行垫付。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雪岩的调款了如指掌，当80万两银子陆续离开阜康钱庄时，他便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并且四处放风，说胡雪岩囤丝赔了血本，阜康钱庄马上就要倒闭。这时胡雪岩派人向左宗棠发报，但电报被盛宣怀暗中扣下，最后胡无奈，将自己所有地契和房产，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用来抵挡挤兑压力，终因周转不灵、无力应付，在挤兑浪潮中忧愤而亡。胡雪岩的悲剧在于，商人与政治、商业与政权、政府权力与市场规则不分，商人被迫依附于权力，而又为权力操纵的市场所绞杀。殷鉴不远，今天的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企业的命运会否重蹈覆辙呢？

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在中国过去的一百年中，政权、政治、政治家左右市场，对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经典困境”。因为在中国始终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竞争导致的死亡逻辑，我们不得不把眼光更多地投注到制度层面，大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小到政策和领导人的意志导致的体制摩擦。只有如此，才能窥见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死亡逻辑。

过去一百年来，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活不过20年，其原因并不是市场竞争比国外更激烈，市场波动更剧烈，而是差不多不到25年就要经历一次巨大的社会制度冲突甚至革命，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细数下来，清末的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北伐与民国建立，国共内战与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与文化大革命，最后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每换一种制度，企业发展的制度空间就被瞬间放大或者立即封杀，要想持续健康成长，穿越两种以上的制度和政治领导是绝无可能的。

有一个故事很说明这一悲剧。上世纪三十年代有几个海归精英，都是学化学的，回国创办厂，生产肥皂，自创品牌，灵活营销，很快在市场上打出一片天下，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商品，甚至将外国大品牌的洋皂挤出市场。遗憾的是，随后的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使这家企业支离破碎，苟且偷生，最终消灭。然而八十年代后，当年被赶出中国的企业，英资联合利华，又重回中国市场，令“力士香皂”大行其道。两相对照，英国这八十年，社会制度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无论私人企业制度还是君主立宪、议会民主、言论自由都没有改变，这期间，中国的企业绝大部分精力和资源都被用于应对社会变革与制度折腾，而联合利华却可以把绝大部分精力和资源只用于产品研发和市场竞争以及不断完善企业自身管理。显然，不能说当年的海归企业家不想或者不懂怎么办一个百年老店，而是频繁的社会变革与制度震荡不许和不能让他们有这样的机会。事实上，中国民营企业一直处于两线博弈：既要在市场中进行商业博弈，又要随时与不断变化的社会制度进行博弈；前者的胜负概率只有50％，而后者绝大多数是只有死亡一条路可选，因为，在某些人眼里，民营企业就只是夜壶，内急时才用一下，完了就嫌骚，踢到一边。这就是过去一百年民营企业的命运与宿命。

面对不断的制度震荡，民营企业正像毛泽东早就看透的一样，只能“软弱、动摇和摇摆”。可选择的生存之道无非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迎合共舞、舍财求政，或者被动适应、保命留财，最后实在不行，“走为上”，移财移民、海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