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善之区北京从17日到26日，一周时间连续发生7起恶性治安事件，其中4起存在恶意伤人行为。期间，轰动全国的长春盗车杀婴的罪犯周喜军刚刚被核准死刑；此前的6月7日，厦门人陈水总公交车纵火，导致47人身亡；而在北京被摔女婴离开人世的当天，黑龙江海伦联合敬老院发生火灾，共造成11人死亡，年龄最大的87岁，最小的46岁，起因竟是一位老人因为遗失200元人为纵火。

这些连续的恶性治安事件，无疑表明随着体制转型期矛盾的加剧，社会戾气迅速升腾，在加剧公众的恐慌。

有一种熟悉的声音便再度浮出水面：中国社会不是管得太严而是太松。不言而喻，这话是说给政府听的。此前娱乐界的成龙即曾因散布“中国人欠管”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

在一个权力向政府高度集中的威权社会，社会一旦出现问题，习惯性问责政府成为大众一个习惯性动作，大声疾呼乃至口诛笔伐之下，政府往往掀起声势浩大的亡羊补牢行动，循环往复，了无新意。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个人权利意识觉醒，多元价值利益博弈加剧，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办一切的管理模式逐步放松，臣民社会逐步向着公民社会大步迈进。但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传统的重管理、轻服务的管理思路依旧阴霾浓重，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严苛政绩考核体系下，加之阶层固化、贫富分化导致公众表达和实现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日益狭小，并经全民功利主义思潮催化，各类社会矛盾日益积聚，并成为个人恐怖主义肆虐的温床。

毋庸讳言，在当下社会，强化政府管理表面上充满谄媚和忠诚，实际上在给权力机关添堵。

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警察武警部队，维稳经费甚至超过军费，官民比例比任何一个朝代都失衡，违法的临时编外人员大量存在，各个中心城市的街头遍布探头， 甚至一些出过恶性治安事件的地区连菜刀汽油都推行实名制，遑论网上言论管理新举措更是频出，但依旧阻挡不住各类社会恶性事件频发，大量消耗纳税人承担的监管费用。

其实，放眼古今中外，如果不以民生为本，用健全的法治管好吏治，单靠政府严管都会事倍功半，甚至引起社会更大民意反弹甚至动荡。

明太祖朱元璋推出严苛王法《大诰》，强令农民在田间地头学习，并对官员严管，贪污60两纹银剥皮实草，但最终难以遏制贪腐频发和民不聊生的窘境。希特勒更是从严加强社会管理，宣传部长戈培尔声称“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希特勒为了推动独裁专制，由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成员组成的所谓“辅助警察”，先后接管了各地的警察部门，并在各大区建立了集中营，关押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社民党人和其他的反法西斯战士，并大肆屠杀犹太人，公权严管社会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前苏联为了强化管理，不仅成立特务组织契卡——后变身为克格勃，将所有异己关进西伯利亚集中营，被非法枪毙的无辜者不胜枚举，为以后分崩离析、丧失政权埋下巨大隐患。

其实，放眼古今中外，如果不以民生为本，用健全的法治管好吏治，单靠政府严管都会事倍功半，甚至引起社会更大民意反弹甚至动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顺应历史潮流，通过体制改革极大解放生产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权力干预微观经济现象加剧，寻租导致的腐败丛生，既得利益集团变相盘剥百姓，遏制其正当利益诉求的现象日益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日益积聚，才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

因此，当下社会矛盾凸显，戾气爆棚不是政府管理太松还是太紧的问题，而是如何管，管什么，靠什么管的问题。

新一届领导集体成立以来，是以自我革命的姿态登场的。对党内，厉行节约，大力反腐，依法治党，习总书记一句响亮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清晰地指明加强管理的方向；而李克强总理推动的简政放权、回归市场则表明了防松管理的目标。

现在处在推动改革，强调依法治国，加强社会管理的关键历史时期，面对社会戾气的集体爆发，竟然有人误导党和政府，开出令人无比忧虑的强化权力干预社会的药方，着实令人费解。

当务之急不是回到权力主导社会管理的过去，而是找到矛盾的真实原因，并努力推动体制变革，加强依法行政，真正构建一个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框架，将更多管理职能依法赋予社会组织，推动公民社会成长，加速整个国家民主化进程，为真正的法治创造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