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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真正“不折腾”的稳健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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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稳健、真正“不折腾”的发展道路
    自欧洲陷入债务危机以来,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的经济一直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同属欧盟的德国则有一番不同的景象。这不得不归功于德国独特的经济道路。仔细观察德国经济走过的轨迹,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迄今为止相当稳健、真正“不折腾”的一条道路。
    德国的经济体制可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社会市场经济”。它的特点一是自由市场竞争,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点,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第二是秩序,这点是世界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只有德国强调有序的市场竞争,这也是它吸取历史教训后得出的认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因为过于强调自由竞争,导致竞争的无序,加上多方面原因,最后希特勒获取了权力。第三是社会公平正义。德国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民众大部分为基督教徒,尤其强调社会责任。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非常符合德国国情,使德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从1949年联邦德国于二战后的废墟中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只用了15年时间,便已超越世界大部分国家,综合国力排在美国之后,位列第二。到70年代才被日本超越,前两年被中国超越,目前排名第四,但前面的几个国家无论人口、面积都远比德国大得多,应该说这个成绩是很值得骄傲的。
    欧美多数国家的政府经常频繁更换,即使政策实施得当而广受民众欢迎的政府,其首脑顶多可以连任一次。而德国虽为民主体制国家,但对政府首脑的任期并无严格限制。这种制度独具特色:资本主义中蕴含一定的社会主义的元素,两者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德国历届政府执行经济政策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适中、适度、平衡,从不走极端。德国人对“中庸思想”的领悟和应用水平很高,左右两大党轮流执政,不断对走偏的社会经济政策进行适度的纠正和调整,从而避免过度左偏或右偏。从政党的轮替可看出,德国民众是非常理智、理性的。二战刚结束的十几年,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右派政府最在行,于是民众就选择右派政府掌权。右派政府执政了一段时间后,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又让左派政府执政,以更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不至于出现两极分化。这样的选择实在精妙,一个人明智不足为奇,难的是选举是全体选民所左右的,不得不让人佩服。
    在法律框架内活动的经济政策
    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完全是在法律框架内活动,法律制度对政府的行为作了规范,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政府要做什么,如何做,发展目标是什么,如何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法律都作了详细规定。经济危机中,德国政府的从容即来源于此。
    德国为保证自由市场竞争,于1909年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另外有一部颁布于1967年的《稳定与增长法》,是德国最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也是全世界第一部规定政府如何稳定经济的法律。20多年后,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法等国才开始群起而仿之。这部法律确定了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一是稳定物价,为什么要稳定物价?如果物价不稳定,国民财富就会挥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也不会高,这是每届政府的第一要务。其次是充分就业。政府必须为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将此上升为政府的目标之一,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三是内外贸平衡。四是在这三点基础之上的“适度的经济增长”。“适度”一词已明确写进德国的《稳定与增长法》,以保证经济不会过热,也不会过冷。《稳定与增长法》规定的四大目标非常高明,但问题也接踵而来:这四大目标是相互冲突的。比如要稳定物价,就会与经济增长产生矛盾,因为经济增长需要钱来刺激;再比如就业政策,如果物价不能平稳,经济增长不快,创造的岗位就少,等等。如何让这四大目标协调发展,这对政府的执政水平是一个考验。
    德国政府为此做到了以下两点:第一,稳定物价。央行(联邦银行)和政府脱钩,独立于政府而存在——如果央行依附于政府,就如同一个人左手花钱,右手生产钱,花钱的手就不会有压力,很可能浪费资源。稳定物价还需要有“适度的”工资增长的配合。德国的资方和劳方是社会伙伴关系(即资本家、工人并非两个对立的阶级,彼此都要为对方着想),工人不能要求每年快速提高工资,一定要一步步稳健地提升,这样资本家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期间,政府以第三者的角色介入劳资谈判,公布一些数据,如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物价增长多少,预计明年是多少,未来政府财政投入,等等。用这些导向性的数据影响谈判,让双方心里都有条底线,大家有了共识,就能避免漫天要价。
    第二是财政投入的问题。德国政府认为当经济平稳增长时,政府之手要尽量减少干预,只有在经济发生波动时,政府的手才要伸出来,但也不能完全伸开。早在1967、1968年德国爆发第一次经济衰退时,政府就开始进行经济干预了。它对财政投入的选点选得非常准确,首先从产业和区域通盘考虑,把更多资金投向经济呈弱势的地方,以弥补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再者从企业类型上看,把更多的资金投到中小企业中去,降低银行利率,将金融环境放宽,让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如同中医的针灸一样,对准穴位下针,然后整体就活了过来。
    欧债危机中,德国的财政投入也是适度的。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的投入为7800亿美元,而德国政府计划于2009年和2010年投入1200亿欧元,实际总共才用了800亿欧元。为何在财政投入上一定要克制呢?好比医生为病人开药,对剂量的把握非常关键,适量的药是治病的,过量则会致人死亡。
    德国法律中还有一个条款被称为“刹车条款”,即在经济过热时对经济活动有一个“刹车机制”。政府平日会对企业征收“平衡基金”,在发展顺风顺水时,政府悄悄地收一点儿钱,企业的反弹力度也不大,等到经济危机降临时,政府可凭这笔基金刺激经济,企业可拿到一大笔补助。如此政府便不必靠借贷过日子。
    德国政府对债务活动也有严格的限制,为此还制定了专门的法案,2009年便计划将债务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0.35%以内,这个目标将持续到2016年。为此,政府必须把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全部砍掉,主要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入手。一方面降低社会福利的开支,另一方面削减对外援助。譬如从2010年起,德国就已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了。德国政府主动限制自己财政支出的同时,还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虽不会直接拨款给企业,但会通过各种方式给工人补贴。比如短工原来一小时能赚8欧元,但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约15欧元才能满足,另外7欧元便由政府补贴。但补贴不是无限期的,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此可让企业在最困难的时候多雇些员工,付钱少,又能解决就业问题。在这几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德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很小。
    德企: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德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强劲,除了上述提及的政策层面,从企业本身也可找到原因。德国企业跟德国人一样,做事不慌不忙,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民族,德国人身边通常都有一个小本本,会在每年年终记下未来一年的工作、生活安排。如果你要跟他预约一个会面或其他活动,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掏出小本本,看跟计划有没有冲突。有的话会直接拒绝。即使在没有安排的空档时间内,若对方只是提前两三个礼拜预约,他也会很不高兴,正常的起码要提前两三个月,他才会觉得妥当,从而欣赏和信任你。可见德国人的计划性非常强,这个特点同样体现在企业身上。当经济危机到来时,德国企业跟这个时间点是脱节的,危机的冲击波到了它那里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已经滞后了,冲击波带来的影响也会变得很小。
    德国的每个企业都有自身的特点,比如我们想起宝马、奔驰,就会联想到诸如“豪华、时尚、尊贵”等词语,想到西门子就会冒出“经久耐用”。这些“关键词”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大企业如此,小企业也一样。德国有一家有200多年历史的润滑油企业叫卡尔·贝克,这个小企业每年要研发三到五个新产品以满足客户的需求,200年时间里总共开发了800种产品。对许多企业来说,一般都是抓大客户,不抓小客户,而这个公司刚好相反,抓“小”放“大”,只为小客户服务,此乃第一招。第二招是非常贴近客户的一种服务方式,即每个客户对应一个服务人员,而且对应服务的时间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30年,所以不容易发生客户流失问题。结果,这一个小企业就占据了全球1/4的润滑油市场。德国企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较真。如以出品汽车工具、冲击钻钻头闻名的博世公司,最重视的便是质量。经久耐用是德国工业产品的一大特点,但这也有不利的一面,客户更换零配件的速度降低,企业盈利就少了。有人为此建议要么把产品的价格降下来,要么放宽对产品质量的监控,但公司领导层坚决说不,坚持价格不降,质量更不下降,而是另辟蹊径开发适合产品的群体。他们首先到美国去,美国生产的汽车又大又粗,容易坏,于是公司在当地很快找到了市场,博世在美国销售的产品比在德国本土多出3倍。接下来又发现了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对质量普遍把关不严,博世就有了更大的发展。正是德国企业对低质量、低价格不妥协的精神,使它们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不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德国的企业80%是中小企业,它们是德国政府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的重点扶持对象。中小企业活了,德国经济就没问题了,这也反映出政府的明智之处:并不认为把几个大企业搞好了经济就有救了。大企业往前冲了,但落下了一大批中小企业,就像下跳棋,光想着冲前面的几个子儿,后边的全都落下了,结果就要输棋。协调配合,整体推进,这非常重要。
    德意志民族具有强大的反省能力
    面对德国在经济危机中的“独大”,如今欧洲不少国家心存疑虑,毕竟德国前两次称霸的历史条件与今日颇有几分相似。但我对这一看法持否定态度。
    德国这个民族是有“虎牙”的。二战结束后,他们对极权主义进行了有效的限制,甚至限制到了让整个民族变成了“和平主义者”,通过法律的规范、教育等手段,让老百姓变成了“合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是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反对用战争手段,反对用武力解决。故而美国攻打伊拉克,德国是持反对意见的。从另一层面看,这个国家也不可能再支持任何武力行动。有几方面的原因对此进行约束,首先是德国的民主体制相当完善,确保政府在框架内活动,不能随心所欲;其次再借用法律约束民众的行为,民众也相信在这个体制内能更好地生活;再者是德国人具有强大的反省能力,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思辨的民族,战争这条路走过,但行不通,以后亦不会重蹈覆辙。
    德、法、英三国历来是影响欧洲局势的三支重要力量,英国置身欧元区之外,在欧盟中影响力有限;欧债危机中,虽然德、法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争执,最终都不得不以法国作出让步而妥协,但德国人始终不认同“欧元区的命运和欧洲一体化的前途主要取决于德国”一说。德国是一个非常克制的国家,不想让自己的作用特别地放大,放大到整个欧洲都打上德国的烙印。每当别人问道,应该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民众的答案无一例外是“欧洲的德国”。
    但在很多政策上,德国对欧洲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比如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其实质就是德国《稳定与增长法》的翻版。公约的核心精神就是限制政府的财政开支,适用范围是整个欧元区国家。在这次的债务危机中,德国政府比较尊重该公约,但南欧国家就没有严格执行公约的规则,突破债务框架,所以才导致负面的结果。
    (本文由杨佩昌口述,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卫龙,南京德本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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