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王某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王某不服申诉，在其服刑二年后，该案再审改判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但该案中，王某被判处缓刑时，其已在监狱服刑二年，这实际上执行的两年监禁，是比缓刑考验严重得多的实刑。从法理上讲，这两年至少应视为再审判决的缓刑考验期，但由于我国刑法对缓刑考验期的期间有明确规定。所以，王某的缓刑考验期只能从再审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那么，王某在本案中就同一犯罪事实实际上被执行了两次处罚：一是执行了两年的实际监禁；二是将再执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的四年缓刑考验期。这有悖于刑罚理论上“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故笔者认为，最高法院应对此作出司法解释，将已执行的实刑并入缓刑考验期内。而且，对于一或二审直接判处缓刑的缓刑考验期间，也应将罪犯羁押的时间算在缓刑考验期间内。因为根据刑法规定，羁押一日可折抵实际判处的刑期一日，那么羁押一日反而不能折抵缓刑考验期一日，与常理相悖。

立法上的缺憾是源于我国刑法理论上的国家本位主义，认为罪犯既然有罪，国家判处缓刑，实际上给了罪犯的“恩赐”。殊不知，缓刑制度的确立是基于罪犯犯罪情节轻微，不致于危害社会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如果罪犯在考验期内重新犯罪，将被执行实际刑期）。通说上，刑法立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权（包括罪犯、犯罪嫌疑人）。既然国家审判机关作出缓刑判决，那么从法理上讲，罪犯原本不应被剥夺人身自由而被羁押，那么对罪犯的羁押本身是错误的；如果说公安、检察、法院对其进行了羁押是基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判决尚未确定的国家需要，那么最终作出的是缓刑判决，对缓刑罪犯的判前羁押实际上是国家公权侵犯了罪犯的人身自由权（私权）。且不说国家应对此负赔偿责任，至少应将羁押期并入缓刑考验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