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制度是被实践证明有利于轻型罪犯悔过自新的矫正制度，是符合国际上流行的“非监所化”行刑制度潮流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对缓刑规定的非常笼统（刑法中有关缓刑的条款只有6条），相关的的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也不系统，给缓刑的审判工作、撤消工作、执行工作带来许多具体的困难，并且被部分责任心不强、素质不高的执法者和执行者所滥用。本文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对缓刑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在适用缓刑条件条款上缺少统一的实施标准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与七九年刑法相比较， 新刑法在“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前面删去了原刑法条文中“认为”二字，这是刑法在适用缓刑条件条款上的主要变化。缓刑条件之所以要修改，目的就是限制法官在适用缓刑时的主观性，增强客观性。如何认定犯罪分子“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刘家琛在其主编的《新刑法条文释义》中指出，应着眼于犯罪性质是否严重；主观恶性程度；悔罪是否真诚，有无痛改前非的决心。但从实践来看，除了犯罪性质、主观恶性能在案卷中略见一斑外，悔罪表现最终还得靠法官主观上自由判断。悔罪是指犯罪分子真诚悔过的心理反映，是不易量化、最难判断的情形。把这样一个难题交给法官自己去把握，必然要产生诸多的判断标准。某市法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依法可以并处罚金刑的案件，犯罪分子能主动交纳罚金的，一律视为具有悔罪表现。也就是说，有钱交罚金，就是悔罪；无钱交罚金，就是抗罪。这显然不是立法的本意。实践中正是由于对“悔罪是否真诚”的标准认识不统一，才出现缓刑适用过滥的问题。因此，不能把“悔罪表现”这个重要的缓刑要件交给法官自由判断。如果交由法官自由判断，且不说对何谓悔罪表现的认识难以统一，也很难防止这个权力不被滥用。因此，应当制定统一的可操作性强的要件，来规范法官对悔罪表现标准的判断。根据司法实践经验，我认为适用缓刑应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认罪态度条件。认罪态度是悔罪的前提条件，如果犯罪分子对自己所犯的犯罪事实都不承认，那就很难判断其是真诚悔罪。不仅能够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而且还需要有要求从轻处理的态度。如果犯罪分子不在意能否得到从轻处理，对收监关押抱无所谓的态度，也很难判断其是真诚悔过。
第二个条件是犯罪情节条件。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具有下列情节的可以考虑缓刑，如初犯、偶犯、未成年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以及自首和立功的。不具有上述情节的，原则上不适用缓刑。
第三个条件是犯罪性质条件。犯罪性质较轻的，犯罪结果不是犯罪分子刻意追求发生的，这样的犯罪分子是容易真诚悔过的，应当提倡判缓刑，如过失犯罪等。虽然有的犯罪不属于较轻性质的，但其特点是犯罪分子容易真诚悔过，对此应当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的权力，根据案件综合情况决定是否判缓刑，如职务犯罪等。犯罪性质严重的则不能判缓刑，如故意杀人、抢劫、故意重伤、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多次犯罪的等。
第四、犯罪后果条件：除过失犯罪外，犯罪后果严重的，就不应适用缓刑。一般来说，具有刑法中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条件的，既使具有其它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也不能适用缓刑。如少年犯王某伙同他人先后盗窃十余次，累计盗窃数额2、5万元，法院以不满18周岁为由，判了缓刑。对于这样犯罪后果严重的案件，判缓刑是不合适的。
撤消缓刑的规定存在漏洞
依据刑法的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间再犯新罪或者被发现有漏罪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依法要撤消缓刑，将犯罪分子收监关押。与之相配套，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都做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但仔细研究起来，在撤消缓刑的一系列规定中，其实体和程序部分还有没涵盖进去的方面。